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沦为佃农。土地兼并往往在一个朝代的后期表现突出，它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力量增强的表现。当土地兼并严重时，两种矛盾突出起来。一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国家同地主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将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使兼并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是直接导致农民战争的爆发，因此每个王朝的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许多有志之士便站出来，试图调整治理土地兼并，目的是限制土地兼并，确保自耕农利益，限制大地主利益，以维系封建统治，保证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较为著名的有：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以及后来的张居正变法，维持得很，王朝尚能多活几年，一旦失败，基本上来得也快，去得也快！“
就在杨峥思想开小差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况钟已喝了两杯酒汤，继续说道：“尽管朝廷不乏有志之士对此做出了努力，先后降低税收，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打击豪门地主隐瞒土地的措施，但终究是不得法，每年仍有大量的税额拖欠下来，以致于作为鱼米之乡的苏州流传着一首歌谣：“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农民佃种地主的土地，受到的剥削更为繁重。地租最少也要占到农民收成的一半以上。苏州地租每亩有高达二三石。除了高额地租之外，地主还挖空心思地进行额外榨取，百姓苦不堪言，苏州自永乐年赋税就一直收不上来，到洪熙年，欠粮392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790万石。宣德五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43。9万石，实征6。6万石，只征得15%。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苏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