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五品的实职，这让他既感激，又警惕。
随着他来到陇右，这种情绪渐渐染上了一层好奇。
他很好奇，将陇右经营的如此超前之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又为何盯上自己。
在他的目光注视下，刘继隆轻笑一声，而后询问道：“在回答李别驾这个问题前，我有一个问题需要李别驾回答。”
“敢问李别驾，如何看待牛李二党？”
刘继隆的问题让李商隐心脏抽搐，毕竟他就是因为卷入牛李党争，才不得已蹉跎了十四年的时间。
当然，这十四年中有三年时间，他都是在家中为母守孝，怪不得旁人。
想到这里，李商隐深吸一口气，随后才开口说道：
“牛增孺图缓，李德裕事功，在下官看来，二者并没有对错，只是政见不一罢了。”
经历了那么多，李商隐也不像年轻时那么激进和冲动了，评价也更公正了。
至少他的这句评价，与刘继隆的见解偏近。
李德裕和牛增孺二人风格不同，全因政见不同。
站在牛僧孺的视角，大唐已经是风中残烛，经不起折腾了，因此他的执政风格就是“别折腾”。
在他看来，大唐已经烂到根了，任何需要折腾的事情，哪怕为百姓好的政策，也会在执行过程中成为负担，压在百姓肩头。
与其大刀阔斧改革但却落不到实处，还不如认真搞好救灾工作，同时尽可能裁掉不必要的冗官冗员，尽可能让大唐缓慢且体面的死去。
李德裕则是与之相反，他觉得大唐还有救，因此用人做事讲究“事功”。
于他而言，只要官员能把事情做成，哪怕过程和结果中产生过错，也可以原谅。
只是可惜，二人代表的只是各自，他们代表不了身后的所有人。
牛僧孺虽是牛党魁首，但实际上却是个摆在明面上的“牌位”，真正长期执政的是李逢吉、李宗闵、白敏中这些人。
这些人怎么想和怎么做，都与牛增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