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化”进行了商业收编，利用文化权力的不对称传播，重新塑造了拉美文学。
经过西方文学市场的筛选，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作家在西方获奖后，其作品被标榜为“拉美代表”，但许多同样优秀的作家，如罗亚·巴斯托斯因不符合“魔幻”标签被忽视。
西方又加入了“东方主义”滤镜，西方读者常将魔幻现实主义简化为“热带异国情调”，忽视其政治批判，以及拉美泣血般的呐喊。
文化商品化进一步解构了严肃属性。
魔幻元素被剥离社会背景，成为旅游宣传、电影改编的卖点，如《霍乱时期的爱情》被包装为爱情史诗，弱化了对殖民遗产的批判。
通过强大的西方叙事，消解殖民罪恶，将拉美苦难美学化，转移对历史责任的追问。
面对西方强大叙事的扭曲，拉美作家也做过主动的文化抵抗。
马尔克斯明确反对西方对其作品的简化解读，强调《百年孤独》是对拉丁美洲百年孤独，被边缘化、被掠夺的控诉。
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叔叔是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以身殉职）在《幽灵之家》中，将魔幻叙事与皮诺切特独裁的残酷现实交织，直接指向花旗国干预的阴影。
马尔克斯曾说：“在拉丁美洲，疯狂是一种常态，需要以魔幻的方式表达。”
也说过：“我的作品是精确的现实主义，只是你们欧洲人觉得魔幻。”
《绿房子》作者略萨说过：“我们拉美人无需想象魔幻——只需睁开双眼。”
魔幻现实主义本质是拉美对自身苦难的创造性回应，其诞生源于本土现实而非西方塑造。
传播过程中，西方通过文化市场将其部分解构为商业奇观，弱化了其批判殖民罪恶的锋芒。
而拉美作家始终以这一流派为阵地，揭露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抵抗内外部的压迫。
这种文化阉割术的本质，是将第三世界的苦难叙事转化为文化消费市场的“安全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