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提议的对策多半属于笔者曾经说过的“守势扩大”,即以提高粮食产量来适应人口增长。与此正相反,常平仓制度被描述成一个可以对之有所作为的因素,如同对土地或粮食的“糜费”一样,都是由于人们缺乏智慧所致。
正是由于政fǔ的错误才使米贵问题加剧,所以政fǔ理应改弦更张。
其实,如果仔细地阅读这一组奏折,就会现既不应把各省大吏视作一群惟命是从的奴才,也不能以为他们一致达成了共识,认为48oo万石的仓储定额显得过于野心勃勃而应予以减少。与此相反,这些奏折显示了最成熟的思想,这种思想颇具原创和独立的思维能力。就像我们所能预料的一样,反对仓储说的观点来自北部和西南各省,这些地方由于缺乏通航水道或受山地阻碍,商业化程度较低。山西巡抚凖泰甚至呈上了两封观点各异的奏折,其中一封支持仓储假设,认为它适合于水路jia通普遍的“东南”各省,另一封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仓储假设不应作为山西省的指导方针。更令人惊奇的是,来自东南部的三篇呈文对仓储假设的响应比较冷淡,甚或隐晦地为官仓辩护。还有十四篇明确地支持仓储说的奏折,其中一部分观点强硬,另一部分则比较温和。以下,笔者将介绍一些代表以上三种意见的最为有趣的奏折。
在不承认仓储假设的巡抚当中,一些人就近期生的价格行为表了与“东南”各省存在的忧虑之情完全不同的看法。甘肃、山西两省巡抚否认,对于他们本省而言,存在着需要解释的粮价膨胀趋势。与雍正“军兴”时极高的粮价水平相比,甘肃的粮价情况要好得多,而肆行山西的骇人高价在当地并不异常。
相反,稻米出口省份广西的粮价几乎抬升一倍,而其巡抚鄂昌却认为粮价的昂贵不过是粤东、粤西两省之间互利贸易的必然结果。事后看来,欠达的广西大概还没有跨越足以使家长主义官僚们认为米价高升弊大于利那一种经济槛,鄂昌的态度也许不足为奇。然而,他似乎不仅以之纠正某些属员的偏见,同时还用来纠正那些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