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度之间不无复叠,所以新储备的实在总额大概是余万石谷物。无论如何,增长幅度巨大。5结果如何?尽管一般说来朝廷的这次捐谷政策未获成功,但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早期,常平仓的储备水平还是有了一些净增长。虽然涨幅不大,但足以让以下的论断获得说服力——长江沿岸各省米价抬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执行“粜三”(每ū粜卖储存粮食十分之三)原则的政fǔ每年林收后从市场上过多收购谷物来补充常平仓的贮备。这类论断是以监察御史孙灏和卫廷璞以及给事中吴炜和杨二酉为代表的某些官僚提出的。乾隆七年他们终于促使中央政fǔ做出决定,要减少储备定额,采取孙灏所谓“实在可行之数”。6必须清楚,较有智慧的仓储制度抨击者不把目光仅仅放在一种过于简单的量化推论上,即官仓里谷物储备的增加意味着市场供应量的减少,继而导致谷物的昂贵。事实上,必须有人保藏剩余农产品并进行重新分配。但反对仓储制度的jī进者建议,这个任务最好留给商人来完成。
乾隆十二年十月,监察御史欧堪善奏称,官方仓储购买行为和米价昂贵之间或许真的存在联系。
他在奏折的序文中,就物价上涨情况对其它三种可能的解释提出了反对理由。乾隆帝的捉刀人似乎借用了这个序文建构起谕旨的谕列举了五种可能的解释,并一一提出回答。
但是,正如岸本美绪教授和其他学者已经注意到的,上谕暗指第五种解释最值得注意,即物价腾贵是常平仓的过量储备造成的(以下所称“仓储说”或“仓储假设皇帝的臣子大部分嗅出这一暗示年间,地方督抚至少上呈了二十七封奏折来讨论米贵的原因。尽管督抚们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解释,但总的来说,多数认为有两个因素在起主要作用,即人口增长和仓储制度问题。表面看来,对两种解释的支持差不多,不过实际上,不但至少有十份奏折视人口增长为基本原因,而且对两种解释的看法根本不一样。人口的增长总被认为是“天”造成的,或是本朝善政的表现,因而没人建议应该采取措施试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