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马迹，让自己有空子可以钻。咦，乾隆十三年的常平仓大论战。看来有些意思，所谓的论战，其实已经这是朝廷在乾隆十二年末到十四年初所思索——或者佯为思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乾隆十三年,在重要的稻米集散地——苏州,当时的米价曾达到康熙十九年以后所未有的一个高峰(尽管在乾隆十三年以后数十年中曾屡次被突破)。此时的朝廷,被各地上呈的有关粮食暴动等集体行动的奏折得心绪不宁,以至于无视中国确立已久的司法原则,即所有的死刑判决应该通过最高执法机构的复审过程。在朝廷的眼里,时局要求当政者必须实行严厉的威慑手段,乾隆帝则更愿意将党魁杖刑至死。这类惩罚措施不仅能够震慑百姓,而且还能警告那些潜在的闹事者——煽动民众并不能以不堪粮食高价而被侥幸免罪。2王业键教授已就中国十八世纪著名的米价膨胀趋势提出一种富有说服力的多因解释论。
这一解释,不仅考虑了人口增长和“新大陆”的白银流入等因素,还注意到中国境内铜币产量的提高以及其它影响参数,诸如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量。3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当时的汉、满政策顾问同现代学者一样,也有能力从多因角度分析米价膨胀问题;但是,意见的分歧并不在于在什么程度上重视货币供给增长的因素,而是承不承认米价的持续攀升,系政fǔ为了在各县常平仓进行预防储备而从市场上撤回过量谷物所造成。魏丕信教授曾指出,在清朝,“常平仓”不仅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被用来平抑米价,而且更重要地还被用做紧急赈灾粮食的来源。4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登基不久的乾隆帝为显其睿智而采纳了一位监察御史的提议,即通过出卖“监生”头衔以换取谷物的手段将全国的常平仓储备扩大一倍。(“监生”系国子监的一种有名无实的头衔,可以获取某些特权、机会和豁免权。)县级的捐谷总额(所谓“增定捐监谷数”)由所在各省进行修定。目前的证据显示,定额过程完成以后,全国的捐谷总额为32oo万石左右,而原额则为28oo万石左右,由于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