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风暴雨式的反□□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当时我们教师中的共青团员集中整团，我还记得，3月24日在对我的批评结束后，主持人桂云钦作总结时说，你张达夫的言行与□□分子没有两样，简直就是个□□。于是散会后，就让我到了□□分子的队伍中去了。25日晚饭后，我被人叫到二楼教室的走廊上，他给了我一张油印材料，让我在路灯下照样抄在资料纸上，并签上我的名字。从此，我就糊里糊涂成了□□分子。”
“你抄写的是不是你的鸣放材料？”周塬虽说也和□□先生们一起挨斗、游街，但究竟没有经历过那一场，不无好奇地追问。
“抄写的是些什么，我一直不清楚，路灯十分暗淡，我是看两个字写两个，并无完整印象，并不像我鸣放的大字报内容。再说我鸣放的大字报怎么会变成了油印呢？所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划为□□，糊里糊涂戴了20年帽子。正因为不服，所以1968年又以我否认‘反动本质’为由，重新戴帽，并判管制三年，直至1974年十一月才撤销。”
“这也难怪你一头雾水，糊里糊涂，我这听的也更是奇里奇怪。”
“我一直在怀疑——”
“怀疑什么？”
“那时划□□是有指标的。或许是因为没有完成指标，于是把我拉上凑数了。”
“不是有一种传言说，当时全县斗了一千五百多人，省里说划得太多，最多不能超过四位数，于是县委便划了九百九十九个，其余的就列入‘中右’了。此说又显得矛盾。”
“无论怎样说，到1958年三月底补划凑数却是个铁的事实，有这个文件为证。”
“不管是原装也好，凑数也好，反正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从今天起，你就是堂堂正正的公民，不再是入另册的牛鬼蛇神，终于扬眉吐气了。”周塬再次表示祝贺。
“这倒是当然。不过戴帽也好，摘帽也好，改正也好，都是‘运动’，是群众运动中被运动的群众。就好比做父母的把儿子打一顿或者骂一顿，也无可奈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