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传至本国皆知两江有好大人也。”对于这种赞许，李星沅深为得意：“此时驭夷之法惟有羁縻勿绝，示以诚信使不疑，而首府力言藩司不可行，然则如何乃可行耶！”
原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不料第二天当巴夏里等一行13人前往报恩寺参观时，“观者数万，竟有投石致伤该酋并伤陈游击、张攀龙、李恒清之事”。李星沅闻讯大骇，当即抓获14名平民，答应“明早枷示河干”。巴夏里本欲“候此案审办再行回棹”，但为表示不肯为难，故尔允诺一面开船，一面办案，“但须办定请行知该国领事”三月初一日，巴夏里等人“见人犯枷示”后，仍由陈伯龄、张攀龙两人护送。到初三日，陪送的张攀龙已由镇江返回，“据云船上人皆欣然，惟巴夏里坚请办案，知照阿领事，似不得于中者”（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随着罗伯逊等人的退回上海，青浦教案最重要的交涉部分，宣告结束。
这一篇很直白的外交陈情表在十九世纪中晚期的中国式很多的，可是，它却催生了奕詝改变了民族的复兴方式，使其不在只注重陆军的发展，海军也走上日程，而且，由此空军也由此走到了世界的前列，领先了世界于半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