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高御状，一路畅通无阻，各地均不敢拦截。可此等手段洪武爷仍不放心，为了防止官员趁着百姓告官之时，毁灭证据，洪武爷甚至允许“越级绑缚”。“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将贪官污吏直接“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并将此规定在《大诰》中加以明确：“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算是对百姓极为优待的，为了彰显其决心，他甚至不惜亲自问了一个案子，常熟县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寿六，被县吏顾瑛欺压迫害，陈寿六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得知消息的朱元璋非常高兴，不但亲切接见了陈寿六，还对其赏赐有加，“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其杂役三年。为了保护这个典型，朱元璋知照下面官吏，以后即使陈寿六犯法，也不许地方处理，而是由朱元璋自己审理。在如此三令五申之下，下面的官员自是不敢阻拦，自此百姓告官的人不计其数，只不过效果不甚理想罢了，百姓之中也有不好刁民，他们仗着律法的便利，趁机将衙门胥吏豪强绑缚起来，勒索其财物，还将其绑到京城去。有的地方甚至几成祸害，让洪武爷也对这个决定有怀疑，曾对人说：”老百姓“何不依《大诰》擒恶入京，一则受赏，二则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惧”？洪武后，百姓的这个便利渐渐也就无人提起了，虽说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可极少有人用，久而久之百姓忘记了自己还有这样一个通天的权利，在这个节骨眼上能有百姓为一个官员上访，便是清官如况钟也有些怀疑了。
可怀疑归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法子的确有效，一个官员若是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