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进一步发展，也决定了商人壮大不起来，在地位上一直处于末位。
勉强好点的算是宋代，商人不仅可以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使得许多商人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一些有眼光的商人，甚至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还使用奴仆营商，着实壮大了一把，只可惜宋代内忧外患，商人地位固然提高了不少，但终究是抵不住国破家亡，等到了鞑子，与汉人一般沦落到四等人了，好不容易盼到了翻身做了主人，天下重新洗牌，商人的地位没好不说，还有诸多的限制。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农家，骨子里对商人有些厌恶，从登基之初，就有不少抑商的言论和举措。如丙午四月己未，朱元璋在与刘基讨论怎样减轻百姓负担时，说：“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丨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舒。”认为，节省开支可以减轻老百姓负担，使其不致陷于贫困；“崇本祛末”则国家财政可趋宽裕。洪武十八年九月，更说：“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愣是把商人经商阻碍农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对于商人的打压不言而喻了。
自洪武一朝，其抑商举措屡屡加强，最终形成了洪武一朝固有的商业特色，如第一，防止商人队伍扩大，千方百计阻止农民经商。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人稠，“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洪武三年，“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在临濠开种”。采取移民屯垦的方式阻断无田农民的经商之路。如果说，这种方式尚有较温和的仁政色彩的话，那么，下面这种方式便散发着一股“血腥味”了。洪武二十四年，太原府代州繁峙县令上奏：本县有农民三百余户外逃，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朱元璋览奏后，谕户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