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道，即是自绝于天”。人生处世，”须以天地之量为量，圣人之德为德，方得恰好”。按吴与弼的说法，”圣人”不是高不可攀的神人，而是可以通过学习，修养而达到的。这种观点，立即引起了不少人赞扬，文章刊登的第二日，报纸便抢购一空，而没买到的士农工商少不了呼吁多些发行量，杨峥有意提高这栏目的影响力，为此决定加印，在锦衣卫的帮忙下，充分调查了所需要的人数，杨峥在这个大概的数字基础上，加印了一万分，谁知仍无法满足，其势头不仅让杨峥感到意外，就是皇帝也感到不可思议，在重新加印了一万份后，才算是压住了这种势头。
经此一闹，天下无人不知吴大师的大名了，据说文章刊发的第二天，求学者就络绎不绝，算是彻底让这样一个身体力行的当代大事火了一把。
吴与弼再接再厉，于半月后再发一篇文章，对朱熹理学加以更完美的阐述，文章认为，”理、”，贯穿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去。以”理”作为衡量一切、分析一切、判决一切、处理一切，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乃至于忧和乐，生与死的标准，使自己成为理想中的”圣人”、”贤者”。要实现这一目的，”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世，涵泳乎圣贤之言，体察乎圣贤之行”。一个人要达到这一步，在吴与弼看来，就需要”慎独”其心，”居敬”、”穷理”。他说：”人须整理心下”，”不敬则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万事如此隳，可不惧哉！”所谓”居敬”，就是”言自处以敬”；所谓”穷理”，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周易•；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如何”居蔽”、”穷理”呢？吴与弼说：”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他指的”涵养”，即”含容”，修养，就是”克己复礼”。他认为：”一事少含容，盖一事差，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随遇而安之理”，”事往往急便坏了。”吴与弼还把涵养，比作一大关口，说：”凡怨天忧人，皆是此关不透耳”。并指出：”涵养本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