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上交，可服役就比较麻烦了他们必须一身二役，要同时对朝廷和纳献者承担各种服役，可谓苦不堪言，其实不仅如此，部分百姓、庶民为了逃避重役而“自动”投献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虽然摆脱了朝廷差役，但替代的是对贵族官豪的封建义务和更强的人身依附，其艰难处境同样不会得到什么改善，而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没有投献的百姓来说，天下赋税这么多，而纳税的人却是变少，如此一来，负担急剧加重，这也是到明中期后，一直困扰大明的一个重大问题，因赋税和差徭是朝廷赖以存在的两大经济支柱。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国家控制的土地和民户锐减，以至形成“邑无王民”，“皆乡官之户”的严重局面。这种局面从后期的弘治就被许多有忧国之士指出，比如弘治年间，太常少卿李东阳疏称：“臣窃见甸畿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辄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夫天地之物，固各有主，生齿既众，地岂有遗。故凡以空闲为请者，皆欺也。朝廷虽屡颁禁令，俞允继之。投献者谪罚相仍，陈请者终于得地今后陈请者无效，则投献者自止，占籍之民庶不罹兼并侵夺之害。”
嘉靖初年，大学士夏言也指出：“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籍宠昵，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其所赐土地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
户部尚书李敏所云：“臣等切惟帝王之治，惟在谨其法令之行而已。先王之世，信赏必罚，法若尽一，是以令出惟行，而人不敢犯。后世治不如古，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内产则妨于贵家，于是令出而有不行，去玩而不知畏。今日之事，弊之甚而害之大者，莫有如求讨庄田一事仰惟列圣深知前弊，节降敕旨戒谕，禁革至严且切，奈何近年以来，讨求庄田章疏络绎不绝既得陇复望蜀者比比皆然，下夺小民之利，上亏公道之赋莫甚于此。所以然者，诚以禁求讨，求讨者有时而得恩；禁投献，而投献者有时而脱罪。以是，为官者不知之足，而为其下者，全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