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小社会中，病人的数量、状态和人口流动自然都令我感到十分不自然。
无论是身体有恙的病人，还是精神不适的病人，他们在这所病院中拥有同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没有人能从这里出去。他们对于这样的生活也不能提出抗议，因为所有人在入院之前就已经签署过相关的合同。
在苏醒的第三天，我就看到了那份属于我的合同。上面签名的字迹就连我也分不出真假，还按上了手印，只是在我的脑海里并没有签署合同的相关记忆，而且在合同的生效日期处，写的是1988年，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
关于我刚来到病院时是个只有六七岁的孤儿这一点，能够得到十数人的证明，从他们的语气和神态中找不出半点破绽，好像我真的失忆了一样。当他们得知我失忆后，也没有表现得太过惊讶。
“你老是失忆，高川，这次你是谁？飞毛腿运动员还是潜伏的间谍？”他们这么说到，“虽然那个游戏很有趣，但你总是这样的话，永远都不可能出去了。”
没错，我在这次重伤之前，在他们的口中是个双腿残疾的，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与被迫害妄想症的精神病人，是病院的“老人”了。
这些人也许是在演戏，也许被催眠过，但不能不说，如果我真的失忆了，那一定会被他们的言行举止带入“精神病”的身份中。然而，我能够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我拥有真正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我牢记着自己的使命，无论是谁处于什么目的设下这个圈套，都不能让我产生半点动摇。
之前提到出院。入院合同很严格，但在理论上是有被批准外出的可能。员工方面尚不清楚，至于病人方面，只要病人自己有这个意愿，病人亲属提出正式的申请，由主治医生开出证明，满足这三个标准，再经过一些细节上的磋商，那么病人就能离开这里。然而，事实上，包括员工在内，我在这所病院的两个星期内并没有见过和听说过有谁真的出院了，并且也很少听说有人离开这里。
我一直关注病院的正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