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是刚过完年不久，跟同村的小孩儿在村口玩儿，忽然来了一队戴红袖章的人，说要从严处理桂老师的问题！”周长城的脸色有点严肃，显然对那一次的记忆印象很深刻，“他们说，桂老师下放到粤北的家人也逃跑了，但是没人知道他们逃到哪里去了，革委会的人怀疑跟他大儿子一样，也逃到香港去了。”
“于是那一阵子，桂老师不能住小土屋了，戴红袖章的那几个人把他的东西都拿走，只剩下两件衣服，让他搬到我们庄上的牛棚里去。后来时不时还要被压出来做检讨，满村子去游行。”
周长城的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嘴巴前，有些不忍回想，除了桂老师，他们村还有其他下放的地主后代，知青也有二十来个，不过都没有像桂老师这样凄凉，三天五头都要被拉出来批斗树典型。
跟桂老师没有交情之前，周长城和周家庄其他这种半大的孩子一到游行的夜晚就很兴奋，拿着跟棍子跟在红袖章后头乱窜，唱着当年的歌曲，嚷着要打倒一切。
“我们庄上有三头牛，在山脚下有个牛棚，桂老师就在牛棚边上搭了个三角草棚子，庄上给他安排清理牛棚的活儿。”周长城喝口水，继续说，“这种安排，村支书也没办法，只让他打扫牛棚，其他的农活就没给他安排了，主要是红袖章们来得太勤快了，想让桂老师喘口气都不行。”
万云看着周长城那张深邃的脸，端然肃穆，想来是对桂老师的惨状抱了很大同情的。
“庄上的牛每天都要赶到山上去吃草，这个活儿不算重，村里安排给我们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也算三个公分。那天刚好轮到我，出门前，奶奶给了我一根煮熟的红薯，让我放牛的时候饿了吃，我拿着红薯，就兴冲冲跑到牛棚去牵牛出来吃草了。”
周长城想起第一次和桂春生说话的情境。
当时他爸妈和爷爷奶奶都在，家里只有周长城一个小孩，大人们都疼着他，有点多余的粮食全都先紧着他。
后面亲人陆续病逝，他成了周家庄的孤魂野鬼，吃了几年苦，可细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