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先生的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包括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负责外交礼仪、进行贸易、联络翻译；后勤保障部分分为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从对郑先生船队人员组成的研究来看，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这也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张洪德教授说：“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永乐期间，郑先生下西洋所费约在白银六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一千六百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二百六十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
从表面上看，郑先生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在梁启超看来，“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杨扬导游说：“明宣德六年（1431年），地处福建的小城——福州长乐县，骤然喧哗起来。一支二百多只船、二万七千多人的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南下，泊在县城西边的太平港。福建长乐县，是郑先生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当年，庞大舰队屡次驻扎于此，伺风下海。这里，不仅有郑先生当年亲自竖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还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
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袛，将郑先生塑像供奉在寺庙中，也合乎一般民间造神过程。永乐帝即位后，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组织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龙江造船，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远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当属十五世纪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南京龙江造船厂遗址现有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