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节将至，按照惯例，对关系部门和有关领导开展感情“勾兑”，请客送礼，迎来送往，我虽反感，但还得随俗。一般性拜年送礼由彭曦和蒋兴涛负责，我叮嘱他们做好财务手续，不要留下隐患。
我以汇报工作名义，宴请李县长和“要害”部门一把手，这些领导节前可谓酒局缠身，疲于应酬，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产生了喝酒恐惧症，自然有所节制，落得我也轻松。
饭后，我邀上李县长、财政局长，工行行长一起玩麻将，其他领导由彭曦、蒋兴涛负责作陪。
“我不打业务牌，牌桌子上无父子哈。”我事前声明。
“你们每个人我先借2000元铺底，不许耍赖，一会儿结账归还。”我一本正经的提议。
“就按邵总说的办。”县长一锤定音。
只输不赢的牌谁都会，只是要控制赢钱输钱节奏有点考人，好在大家都心知肚明般的“懂事”，除了还我借款外，人均赢了4000元，县长略多，皆大欢喜。
牌局结束临走时，县长主动问我还有啥困难。
“就是车皮问题还没完全落实。”我忧虑地说。
“你想个招，我支持你。”县长硬气地说。
我知道，地方政府对火车站等直管部门颇有微词。
我暂时无解，只有等待时机的出现。
官场的奉承，商场的利用，频繁的应酬让我身心疲惫，我平常三天两头都在外晃，想家了。
回到家，妈妈一人在忙碌年货，爸爸溜圈去了，子馨暑假就与文玉约好，今年去乡下过年，早就上文玉家疯耍去了。
“你都老大不小了，该考虑成家了。”妈妈开始唠叨。
“老妈放心，缘分到了，我会给你领回儿媳妇的。”我认真表态。
“要不，你把彭曦领回来吧，这孩子跟了你那么久，也老大不小了，你该给人家一个交代。”妈妈建议我。
我心里一阵刺痛，很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