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圣祖朝事，可学生也清楚，圣祖朝定下了‘永不加赋’的定制，地丁田赋不得增收，漕赋与田赋本就出于同源，自然也是不可加赋之列。且不论学生想法如何，学生在京城做户部侍郎时，就曾有蒋兆奎大人提议添加漕粮，可很快蒋大人的提议，就被定作加赋之策，被皇上否决了。我等今日若是这般上疏朝廷，那不是等于把蒋大人犯过的错误，又犯了一遍吗？”铁保的理由并不能说服阮元。
“阮中丞，若是但凡改制，便要视为加赋，那世宗皇帝又如何去行那‘耗羡归公’之制呢？”费淳道：“其实加赋与否，并不仅在于表面数字，旗丁水手平日就多有滥行征收漕米之事，朝廷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想管，可每次念及他们本身所得微薄，若是严行约束，只怕旗丁水手衣食无着，竟而生变，也只能置之不理了。可若是他们漕运所得，足以养家糊口呢？到时候大半旗丁，便不必滥征加耗，即便还有贪得无厌之辈，朝廷想要严办他们，却也有了理由，百姓也可少受滥征加耗之苦。这一加一减之间，或许百姓的负担，反而没有先前那么重了呢？世宗皇帝改耗羡为养廉，表面上多了火耗之赋，实际上却除了滥征火耗之弊，就是这个道理啊？”
说到雍正的养廉银之制，阮元自也不好反驳，毕竟若是没有每年一万两的养廉银，自己助海防、救溺女、兴诂经精舍之事，只怕都无力操办。可想着朝廷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阮元依然不能放心，又道：“费总制所言，其实也有道理。可眼下漕务之弊，并非仅在旗丁水手滥征加耗。旗丁水手每年入不敷出，其原因在哪里？这沿漕上下，多有官吏滥行陋规之事，正是这重重陋规，让漕帮不得不把大笔开支花在衣食之外。若是能将陋规裁去，不是更容易获得治本之效吗？”
听了阮元之言，费淳倒是并未动怒，只是长叹了一声，对阮元摇头道：“阮中丞，你真的以为陋规之事，是我们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想改的吗？可眼下这沿漕情境，陋规之事，不是我们不想改，是根本不能改啊？”
见阮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