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配的问题一谈妥，接下来确实就很好谈了。
“浪之，既然如此，就不如由你来定一个具体的编撰方案如何？”
在得到了他想要的利益后，骆斐主动提议道。
这是明确把主导权交到郑经手里的意思。
其实这很正常，要知道，编撰标准教材的事原本就是郑经提议的, 再加上张籍又极力推崇他，而印刷的事又缺不了郑经的书局，这主导权骆斐想不让都很难。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而对此，郑经也没有半点谦让的意思。
他也确实没打算推让。
要知道，对于编撰教材这事，他不插手则已，一旦插手，那他要编撰的, 一定是一套希望能永世流传的标准教材,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得主编者的水平足够高明。
毫不客气地说，真要论对四书五经的理解，这世上能有人高明过他？
基本上没太大可能。
打个比方说，论对《论语》的理解，如今的张籍可能已经算得上是这个时代的天花板级别，可真要跟郑经比，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道理很简单。
张籍这边，因受这个世界知识不流通的局限性，因此他所看的《论语》注释版本是相当有限的，能看个五六个版本就很了不得了。
而郑经那边，所熟悉的版本起码不下十几个，毫不夸张地说，从汉至民国，所有流传到了后世的版本他几乎都熟悉，其中就包括这个时代暂时还没出现的, 宋朝朱熹的《论语集注》, 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经典注解版本。
这还不是决定差距的重点。
重点在于，后世的那种学术研究氛围，以及信息的畅通程度，远不是这个时代所能比的。
打个比方说，《论语》中的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
同样一句，有人翻译成“早上听说了道，晚上就可以死了”，还有人会翻译成“如果早上听到了道，那么就算晚上死了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