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发生了改变，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从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变革。
而这一制度的优越感体现出来之后，必将进一步引向周边地区，促使周边地区的农民对集体农庄的接受程度大大增加，抵触情绪大大减少，最终将会以一个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该地区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
这是苏咏霖所估计的。
农业问题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他非常的谨慎小心，不敢大步迈开向前进，也不敢小瞧农民阶层的普遍属性，没有觉得这些年的革命教育就真的可以让农民瞬间转性，变得十分理智。
事实上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变得不那么理智，而这种情况是剧烈还是相对温和，主要来自个人对自身生存难度的估算。
当人对周遭大环境感到安全感充足的时候，他就会相对理智、温和，而周遭大环境让人的安全感并不那么充足的时候，人普遍就会变得狭隘、自私、暴躁。
这并不是普通人的问题，是统治者和大环境的问题。
作为统治者，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大环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统治者的使命，达不成这个使命，统治者就是失败的，失败的统治者没有资格怪罪普通人的狭隘、自私和暴躁。
农民的确短视，但是在封建时代的大环境之中，短视反倒是底层民众必备的素养，只有足够短视，才能不被饿死。
当一个人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果腹的时候，要求他把眼光放长远就是一种暴政。
希望他人拥有长远眼光的同时，首先要考虑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到底能否允许他人拥有长远眼光，否则就是空手画大饼，是要死人的。
所以苏咏霖从来不曾考虑过用更加直接的手段快速完成他的社会改造，他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宽松的国内外环境，历史站在他这边。
集体农庄的成功推行和民众对集体农庄的低抵触情绪证明了苏咏霖对大环境的改良成功了，也证明了明政权运转的成功。
这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