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副总裁由财政部任派，高层随政局变化而频繁更换，再加上梁士诒的打击，直接导致其业务发展逊于交行。
而更为致命的的是，在民国4年6月，就在李子诚宣誓就职的当天，袁世凯签署大总统申令，把交通银行正式定位为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中国、交通两行正式相提并称，二元中央银行的格局随之形成。对此，国内外的观察家们都看出，这是总统府给国务院的第一枝暗箭，作为中央银行的中行在人事、财权上受财政部控制，成为财政的附庸，同样无**性可言。这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将为财政部所制，为国务院所有，对于拱手交出财政大权的总统府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为了钳制国务院，同样也为了具备一定的财政基础，以交通银行为中行，形成两元央行却成为总统府掌握部分财权的解决之道。
而陈澜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任财政部总长，作为中国银行的前身，大清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从上任伊始，陈澜生即开始着手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此时的中国银行是个官商合办的银行，经常充当政府的账房，因此中行深受政局影响的困境，而陈澜生对中国银行的改组的第一步，就是增资改组，以令中行摆脱深受政局影响的困境，谋求自主经营，同时这也是连云系掌握中央银行的必经之路。
可掌握中国财政却远没有连云系最初设想的那么简单，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地方上往往选择交通银行代理税款汇办业务，而拥有国库属理权的交通银行则直接属理税款，在过去的两个月，财政部需要用钱，竟然需经梁士诒许可后方可获得相应款项。
无能总长！
对于陈澜生来说，他绝不甘于被外界扣上这么一个帽子，除去一方面配合中国银行新任总裁——淮海实业储蓄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张嘉璈，在全国各省同交通银行竞争业务之外，他却把视线投向了另一个地方。
“总理，若是想解决国务院的财政危局，就只能在海关总税务司上动刀，不在海关总税务司上动刀，那您就必须要做好一年内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