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解放了。”
“哦，第三次解放？”周塬反脑望着他说。
“旧社会我的家里很苦，我父亲和哥哥租别人的田种，受的苦太多，想送我多读点书，于是我断断续续读了中学，1949年一十八岁初中毕业。刚好新中国成立，1950年参加工作，我家庭是下中农，搞乡政府文书。这是我第一次解放。但因为我读中学时集体加入了三青团，入那个组织并不像今天入共青团这样要自己申请，造份名册上报就是了。当时我自己并不知道。不久就解放了，后来在敌伪档案中查出有我的名字，我自己又没有主动交代，于是1955年审干时过不了关。幸亏我家庭成份好，就转到了教师队伍，当起了小学教师，1965年社教运动硬说是我有意隐瞒政治历史问题，一直拖到后期才宣布解放，这是第二次。文化革命中我又成了牛鬼蛇神，又挨□□。我家三兄弟，我哥哥在大队当得干部，我弟弟在县文化局，是□□员，但我却是内专对象，属廿一种人（2），一直没有解放。粉碎‘□□’了想着是解放了，但前两年搞的还是那一套，只是没有搞运动而已。看来这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党的工作中心转移，明确指出了‘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这第三次我该是真正地解放了，可以堂堂正正抬起头做人了。”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是啊，我们很多人都有此同感。”周塬当然感同身受，一边阅读资料，一边回答向仲荣的话，“张达夫在三中全会散会的当晚听到广播，第二天一早就搭来一张纸条，嘱我收听广播，可见他是何等的兴奋！”
“那当然，在‘左’的路线下，他遭遇到的是摧残，是扼杀，家破人亡。感受当然更深。我的感受是浑身轻松，有一股劲想使出来！其实呢，我一直都是希望把工作干好，把我的学生教好，但那时无法干，动辄得咎，还不如不干的好。”
“您本来就是一个想把工作干好，也能够把书教好的人。我这一期来就没有少得到您的帮助和指导。特别是在古文和诗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