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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多消息则是来自小道，来自那些有背景同学的家信。宋运辉如饥似渴地在大学里学习着理论知识，同时向那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同学学习社会大学的知识。但学得的大学知识更多只停留在名词、停留在概念。
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宋运辉没钱回家。但是春节的凄清，与天气的寒冷，都浇灭不了他心头刚升起的熊熊烈火，他第一次因此参与了大同学们之间的讨论，也尽快将这一大好消息用信件传达给家里的父母姐姐：中央作出给“地富反坏”摘帽的决定了。在信中，他还把与同学讨论后得出的见解也一起写上，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从此可以挺起胸膛做人。
虽然最终的政策落实还没到来，可是，从那一刻起，宋运辉觉得，他可以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做人了，不用再夹着尾巴。宋运辉看到几个深受其害的大同学喝白酒庆祝，喝得泪流满面抱头疯笑，他没酒量，可感同身受。这一切，终于结束了。他发觉他开始热爱这个世界。
但这个话题在学校里没热多久，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前方打仗，后方全民动员，同仇敌忾。除了一些老油条同学，很多人写信向前线英雄致敬，宋运辉也不例外。但他同时做了一个大胆举动。他听说学校准备选择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作为附小附中的业余辅导员，向中小学生宣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他很想验证他的五类分子出身是不是真的可以摘去，他主动出击，悄悄找辅导员申请成为业余辅导员的一分子。为此，他精心准备了厚厚一叠从《人民日报》得来的剪报、笔记和心得体会。意料之外，虽然据辅导员说，批准他加入的过程比较特殊，一波三折，可是，他最终还是光荣地被批准成为附小业余辅导员。用大同学的话说，他这个出身不佳的同志，可以拿着尚方宝剑腐蚀祖国的小花骨朵儿们了。
宋运辉非常感激系领导，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满腔热情投入到大学附小业余辅导员的工作中去。他辅导着附小三、四两个年级的学生，小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他也是第一次让自己的伶牙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