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般混浊状态中居然没有发生致命的传染病。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的如同太平间，地板上纤尘不然，窗玻璃光可鉴人，卧具每周晾晒一次，前臂在笔筒内各得其所，就连窗帘每月都少不得洗涤一回，这都因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我告诉别人说：“那家伙练窗帘都洗！”但谁都摇头不信。谁也不知窗帘乃常洗之物。他们认定：窗帘是半永久性垂在窗口的附件，并且说“那小子性格异常”，随后又都称其为“纳粹党”或“敢死队”。
我的房间连美人画都没贴，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摄影。我贴luoti(被禁止)画的时候，他开口道：“我说渡边君，我，我可不大欣赏那玩艺儿哟！”然后伸手取下，以运河画取而代之。我也并非很想贴那luoti(被禁止)，便没表示异议。来我房间玩的人看了这运河摄影画，都问是何物，我说：“敢死队看着它(被禁止)来着。”我本来是开玩笑说的，大伙却轻率地信以为真。由于大家信得太轻率了，连我自己不久也以为可能真有其事。
由于我同敢死队住在一起，大家都对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却无甚反感。只要我洁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扫，被褥他晒，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没进浴池，他便嗅了嗅，劝我最好洗澡去，甚至还提醒我该去理发店剪一剪鼻毛。麻烦的是只消发现一条小虫，他就拿起杀虫剂喷雾器满屋喷洒不止。这时我只好到隔壁的混乱地带避难。
敢死队在一间国立大学攻读地理学。
“我嘛，是学地、地、地图的。”刚见面是他对我这样说。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再次感叹：世上果然有多种多样的希望，人生目标也各所不同。我来东京后一开始便发出诸多感叹，此其一。不错，假若没有几个人对绘制地图怀有兴趣和强烈热情——人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