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跟王思河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角落里，想要开口跟别人说话，就得先对上*语录，例如，别人说一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你就得赶紧对一句：“会当水击三千里！”要是三个人在场，这个说：天要下雨，另一个说：娘要嫁人，最后一个赶紧说：由他去吧……
你要是对不上来，那你就摊上大事儿了，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都是有可能的。
我父亲跟王思河在火车上基本上不说话，就是说话，也是两个人小声嘀咕，绝不让第三个人听见。不过，车上人多，大多还是年轻人，也没人留意他们。
那时候都是慢车，硬座绿皮车，烧煤的那种蒸汽火车头拉着。我父亲跟王思河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才到达北京。离开家的时候，他们两个每人身上带了几个窝窝头，下车的时候已经吃完了。两个人身上还带着五毛钱，五毛钱已经算是不少了，我奶奶辛辛苦苦干十天的活儿才能挣五毛钱。
火车到站的地方，并不繁华，还有点荒凉，我父亲一下车就晕头转向了，不知道这是到了哪儿，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好在这趟火车上的人全都下来了，都是往一个地方去的，我父亲不知道这是哪儿，有人知道，跟着下，不害怕。
人群乌乌泱泱、人头攒动，踩的那地面都轰隆隆的响，就跟放了一大群羊似的。
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糊里糊涂随着人群就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在人群里找“二七派”那几个货，也就不大会儿功夫，给他们找到了，因为人太多，不好动手，悄悄尾随在他们后面跟着。
走了没多远，前面出现一座大棚子，里面热气升腾，这是专门给红卫兵们开设的临时大伙，就跟过去粥厂的性质差不多，这些人在这里可以随便吃喝。
吃过饭以后，接着往前走，走着走着，我父亲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人群出现了分化，因为北京这方面有人来接站，接站的人都是各个派系的，人群很快分流，分成了好几股，接站的人领着他们，各自找各自的队伍去了。
我父亲跟王思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