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这数年时间里，朝廷诸司组织结构较之往年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如今大唐三省六部的中央组织结构虽然也是总结以前历代政治得失，在此基础上的一个集大成形态，分曹治事、各有专工且彼此不失制衡，后世历朝也都沿袭这样的结构，在此框架之下有所增减。甚至许多番邦政权也都以此为标准，多有效法。
但制度完美与否，并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如果罔顾现实的情况，那看起来再怎么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也都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如今朝廷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虽然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是在实际的决策与行政层面，则就变化很大。
首先是集英馆这一皇帝的亲信幕僚们崛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将中书、门下的权力进行了分割。以往两省之显重，那是从上到下全都有所体现，中书令、门下侍中位高权重自不待言，而作为两省中层的中书舍人与门下给事中，在朝廷制敕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毕竟每一项关乎国务大计的决策，也都不是皇帝与宰相们一拍脑门便决定实施。从最初的发现问题、立项讨论到最终的形成决策，几乎都是这些两省中层在负责。
也因此，中书舍人与门下给事中虽然只是官在五品，但却自有储相之称，其在朝情局势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四品通贵。
集英馆学士群体的出现，让皇帝有了一批固定的智囊们可以进行国务探讨，无论是在章轨制度的拟定还是执行过程中，都让皇帝的意志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体现，对皇帝权威的提升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除了集英馆之外，便是枢密院的创立与军政分离。这一项改变意义就更大得多，让国家在军事方面有了一个更加独立、系统的管理与决策机构。
姑且不论对当下政治格局所带来的沈恪改变，枢密院的创立可以说就算朝廷政治也陷入类似武周朝前后那样的混乱状态中，也能让政治斗争对军事行动的影响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