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实在太小了。绝大多数人终此一生，就算侥幸不战死沙场，往往到老也只是一个营卒而已，了不起混到一个伍什兵长，已经是没有特殊际遇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极限。
至于第三点生产资源的失去，则就更加无可避免了，均田制逐渐没有了实施的基础，这是整个国家大环境所决定的。当闲置土地越来越少，能够分配给军府的就更少，还要面对军官勋贵们的盘剥，府兵们的生活处境可想而知。
想要抑制军府中更加严重的土地兼并，就要打击元从勋贵群体。然而大唐国势刚刚走上正轨，四周仍然强敌环立，屁股都还没坐稳便要对老兄弟们下手，这也实在是太过凉薄。
正因如此，马周才提议不要管。如果朝廷设立严刑峻法，大力打击逃户现象，这就会造成大量的军户破产，中上层将官们接着朝廷律法狐假虎威，大肆荫庇蓄奴，从而成为一个个拥曲众多的实力军头。
马周的这篇奏章是一个孤本存放在长安有司官库中，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前后关联的文牍已经不知所踪，李潼也不清楚朝廷最后对此是怎样一个回应和处理。但从后续关中府兵越演越烈的逃户问题中，也能了解到当时的朝廷终究还是没有大力禁绝。
眼下的国情较之贞观时期已经大为不同，已经不再是需要考虑要不要管理府兵逃户的问题，而是彻底没有了府兵军户可管。但马周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困境，对于当下新兵制的建立仍然有着不小的借鉴意义。
兵役沉重的问题，李潼也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眼下朝廷虽然务在休养，但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四周外敌的各种攻伐设想，等到渡过这一段休整期，势必要加大向外扩张的步伐。朝廷是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常备武力，这一点绝对不可动摇。
眼下的他能够想到的降低个体兵役强度的方案，就是尽可能的扩大兵源。像陕西道所组织的州县团练，还有河北方面新建的漕兵，通过扩大预备役员的规模，尽量保障作战人员的有序轮换。
至于说更加普遍的义务兵制，在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