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通与开发河北的漕运环境。
河北、辽东方面，他并不仅满足于消灭掉造反的契丹，绝不容许辽地因为契丹造反而遗留下一个渤海国，三韩故地也不再仅仅维持一个羁縻统治的状态，需要建立真正的编户统治。
这样的目标，当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完成，眼下的政治中心格局自然也要长期保持。
垂拱、天授年间，朝廷虽然强迁几十万关中民众到河洛，但是由于后续的编户、授田等安置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原本迁出的民众再次大量的流回关中。
此前行台与朝廷处于分裂状态，李潼对此自然乐见其成。可是随着他入主朝廷，壮大河洛之间的元气也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
即便没有招抚河东大军的问题，大规模的编户均田也是誓在必行。现在两事并作一事，更加没有理由再任由河东那些军士们被裹挟作乱，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且眼下的时机也非常合适，一方面朝廷已经确立了一个靖国时期的运作规律，监国元嗣的政令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几个大罪追惩、清洗了众多的官僚地主，朝廷得以重新掌握大批的生产资料。
另一方面，河东问题稍有不慎便会激化成为同室操戈的兵祸，此前朝臣们便普遍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监国元嗣做出这样的招抚指令，本身也是蕴含了浓厚的人伦情怀，极力避免与嗣相王李成器发生冲突、战争。
所以当这敕书颁布出来之后，本来颇为严肃沉重的朝情氛围反而变得缓和、融洽起来。
在河东问题上，监国元嗣慎于用兵，以活人为当务之急，显然要比一个威重刻薄的形象要更有温度，更符合臣民们对于一个仁君的期望。尽管这一份仁德，是建立在血腥的杀戮上，但起码也预示着世道风向已经开始发生转变，让人安心。
当然，朝廷敕令宣布是一方面，而河东滞留的大军究竟能不能够有效接受到朝廷的善意释放与仁政施给，也是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
有关这一点，李潼也有着配套的策略，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