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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八政，首言食货；《禹汉》三事，终于厚生。理财，王政之要务也。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识义利，不辨公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殊不知聚人曰财，理财曰义，又曰义者利之和，则义固未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而徒以不言利为高，使人不可以为国，是亦以名为利者耳，而岂所谓义哉？。文章的意思很简单，目的也很明显，经济管理是君王政务的重要内容，后世那些迂腐好名的人物，不懂得道义与利益的关系，分辨不了公私的界限，光是把不谈利益当作清高，搞得社会国家都无法治理。根本不晓得能够使人聚合到一起的正是财货，理财的道理便是道义。道义便是利益的和谐，那么道义和利益本来就不存在矛盾的啊（道义是可以，并且是应当用利益来衡量的，假若道义没有利处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文章并非是提出发展商业，收取商业税收的好处，其重点是给皇帝，给大明反对官员一个闭嘴的借口，‘聚人曰财，理财曰义’的公利观。要求各级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如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则‘利即是义’，如果为了个人清名而不顾朝廷生财之道，那就是不义了，身为大明的官员，以不义天下，又有何面目站出来谈反对，可以文章的这一番话儿用得甚至狠毒，几乎堵死了天下官儿反对的理由，总部能自己站出来说我反对是因为我有私心，纵然是骨子里再反对，在这样一顶大帽子的下，也不敢明着说出来，大明做官做的不是事，而是道德，没了道德这件外衣，官做得再大也保不准被吐沫星子淹死，正是明白这其中的奥妙，杨峥才不得借用了道德的这件外衣，加以遏制了，文章的中段才委婉的表明了自己对商业的立场，认为只有通过商业互通有无，才有农业的正常生产，商业不能互通，对农业也不利，农业就会歉收；反过来农业不好就不能来支持商业，商业又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所以他认为农商之间是相互制约的，两者不可偏废。适当的收取商业税无论是对国家对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