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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者重视，下面不敢胡作非为，加上律法的保驾护航，使得宋代的市舶司真正担负起贸易的重责，与朝廷之外，形成了独立的商贸衙门，衙门的一切运作都有朝廷掌控，所获取的巨大利润也直接进了户部，既利了朝廷，又给了商业的繁荣带来莫大的商机。
杨峥看中了这一点，倒不是说这个元丰法是完美无缺的律法，它同样有缺点，诸多的限制，对于商人而言，无疑在运输成本上有了增加，容易引起商人的反对，但任何一件事未必都是完美的，对于商人的反对，他的担心并不大，比起增加的运输成本，开海禁，罢黜朝贡对于渴望了八年的大明商贾来说，孰重孰轻他们心知肚明，他甚至相信即便是成本再大一点，他们只会高兴，绝不会反对，比起宋代的西洋诸国往来，处在大明这个时代无疑是最巅峰的时代，与任何一个西洋诸国贸易，足以让他们狠很赚上一笔，又岂会在意那点运输成本，他们要的更多是贸易的机会，是来往西洋诸国贸易的安全，比起运输成本，这个更为重要，就是知道这一点，杨峥才敢觉得元丰法的可行，一方面宋代在运用时做出了良好的榜样，高水平的管理与强**律保障，使得疆土狭小，积贫积弱的宋代都能在风雨飘摇之中延续三百年，铁一般的事实由不得朝廷不同意，另一方面《元丰法》乃宋神宗元丰三年颁布实施的一项重要港口管理法律，明取元曾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承认自己汉人的正统，建国后许多规章制度也多延续宋代，可以说许多祖宗规矩都有宋代的影子在里面，以《元丰法》改革市舶司，算是延续前朝的律法规矩，纵然是朝中的老顽固也不好说什么，阻力相对少了许多。其次，则是《元丰法》在创立之初就以高瞻远卓的目光，定下这部律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管理的规章制度上，甚至是朝廷如何从中获取利益上都是超前的，杨峥甚至相信即便是在前世海关运用，也不算太过时。
而这一点也正是他所需要的，宋代以市舶司的自身获利，使得宋朝的海外贸易年收入，最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