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看，由于商业处于末业，使得不少商业在发展上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它**于生产之外，依靠封建特权独占商业利益以增殖其资本。明代各主要商业资本集团所经营的行业，多属政府专卖或与封建政治有所联系的商品。徽州商人和山陕商人是明代南北两支最大的商人资本集团，主要是以盐发家致富，浙江商人所经营的丝绸、珠玉，亦多与官僚有所联系。这样就使商业资本与封建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经常成为国家财政的尾闾。中国的商业资本假如不是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便很难获得超额利润，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本来与政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人，或捐纳入仕，或课子读书，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极力跻身于官僚阶梯，使商业资本披上了封建官僚的外衣，很难在政治上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样的后果，使得大明的工商业更多依赖与官场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通过三者的紧密结合，才能获取利润最大化，因为太过依赖，造成了其商业资本不可能转化成工业资本或产业资本，也不可能推动技术创新，最终使中国在明代丧失了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眼下的苏州说工业革命尚且早了些，但难得是姗姗来迟的工商业总算与苏州的这场动乱之中，不断发展，力量虽小，但缓慢走了下来，这就好比是一颗处于摇篮中的萌芽，杨峥着实不想因为这场改革，死在摇篮之中，起了呵护之心，才与况钟有了今日这一番话，另一方面他毕竟是来自二十一世纪，对于工商业对于一个国家的赋税有多么重要，不言而喻，内心深处他甚至想大明会不会因为自己对商业上有所改变，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在赋税的收取上，不单单依赖在农业，也能在工商业上获取本该属于自己的好处，财政彻底充盈起来。
看着况钟一脸的刚毅，便知今日的再难在这个问题上说下去，这个心意已决的汉子也绝不会停止丈量土地，事实上从杨峥保护工商业的出发点上看，苏州的确到了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土地兼并与商业固然有莫大的好处，但商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字，而能让苏州迅速稳定下来，自然是安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