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他明白这一点，这些年来，也一直这么做，自问才学、政务、军务上不如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他登基之初，便将这等权力放手，以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自己按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自己进行“批朱”。
各种大事不必通过皇帝而可以下达全国，而皇帝也不必面对全国堆积如山的奏折，从而耽误了国事，从父王去世，到如今已有五年，五年里，他越发明白治国之道，治一个国家，靠着的不是皇帝，而是天下臣民，皇帝要做的不是什么要做，去管，去指手画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顺其自然、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当然了，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用圣贤的话儿说，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以有为为之。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自事物之自然，无为之为发自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在他看来，历代明君中，唯有汉景帝，汉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