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摇，况且他不过是一介布衣而已，说话的分量自是有限，纵然他认为“至道无为”才是最佳的治国良药，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可一来人言轻微，二来旁人早已将他当做了疯子看，虽说了多年不合时宜的话儿。
倒也没怎么样，久而久之，胆子也大了些，碰到杨峥后，见这位朝廷二品官儿，年纪虽轻，见识却不凡，好多的见解，甚至比自己还要大胆，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
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在为官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可谓是一阵见血的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儿，不经如此，他提出的“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
有鉴于眼下诞生的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