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负责实际编修，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启沃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
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因此这个官儿不大，但这类职位在明朝前途光明，较容易升迁为高官，但前提是有政绩，在翰林院什么是政绩，编修史书无疑是最大的功绩了，所以每年的科举后，朝廷总会让那些有才学学子，进入翰林院，编修前朝或者本朝的史书、会典、史稿、好获得升迁的资历。
王直永乐二年进士。授修撰。历事明仁宗、宣宗二朝，累升至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在这个位置待了有些年月，早就想挪挪位置，因此这次的编修《元史》格外的用心，他先让曾鹤龄等人将元朝各类典籍从国库中寻出，其中包括《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除此之外，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如此耗费了一番功夫后，才着手编修工作，由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后来借用畏兀儿文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
到元朝问鼎中原后，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创制“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历史，都是后来追述的，比较简略，也有错误。蒙古太宗（窝阔台）到宪宗（蒙哥）时期编成的史书《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