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能建立起来。包括本世纪二十年代的那场疫情，在磨难中，有人兴风作浪，有人千里驰援，反应的不是所谓国民性这样基于时代特性的群体意识，而是很本真的社会构造形态，有人就是靠不择手段才留在自己的位置，有人就是愿意奉献自己的利益服务大众。
在苦难中，把平日里混杂在一起的阶层意识、集体文化、小众圈子都打碎开来，主观交流的媒介被削弱，大众以个体的形式被隔绝在自己的处所。
最重要的是，特殊时期将愈演愈烈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进行了压制，把人们从经济快速发展，广告铺天盖地，商品文化符号堆砌所制造出来的超现实空间里打出来，就像从一场浮华的摩登幻梦里短暂清醒过来，既看清楚社会的弊端，也敢承认其存在，才可以改正。多难兴邦，不外如是。
然而在世纪末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里，符号化的商品元素已经深入世界的每个角落，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已然变成主导思想。人们恐怕很难挣脱超现实空间的束缚了，智盟的兴起并不会让大众警惕，反倒是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原因也很简单，一方面是宏大叙事在后现代的社会里被底层人们的漠视，人们不再追求现实意义的进步，因为他们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人与人的差距在这个时代已经太大了，多少代人的积累才能孕育出一个精英？进步的成本高到让人提不起兴趣，连想都不敢想，像鹿正康这样有《中国式家长》系统的人，或者是超越时代的天才，他们才有能力说，自己一个人就能振兴家族，而宗族观念在现代其实也被极度削弱。
宏大叙事消失后，人们便开始开始向幻想、虚拟世界寻找价值，填满自己的个人人生，这也就引出了另一方面的原因：虚拟世界作为一个逃避现实的超现实空间，其表现形式早已经出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如迪士尼乐园，如动漫手办、电子歌姬，人类创造出来的虚假设定，通过资本的运作或是集体的行为，超越了虚假，入侵了现实，变成一种概念真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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