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英来说，这姗姗来迟的一个小小的副军级，那是相当地难以令他满意的。
而他的这种狂妄的野心和极度的不满的全面爆发，则是在席卷全国的文化革命开始之后的今年的七月。
七月，石达英进京参加红军的全军师以上高级将领会议。
这次会议由国防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陈玉成主持，其议程，则是部署文化革命进行中的红军的工作。即，务必保持军队的稳定，务必坚持不干涉并不介入地方的运动。
然而，对于石达英来说，有关这一次进京所参加的红军工作会议的整个内容，根本就没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任何的记忆，而能够让他刻骨铭记的，却是他在与政务院总理洪仁玕的几次私谈中，所获得的所谓营养。
其实，石达英的升迁之所以慢了一些，根本原因既不是他的功劳和能力比谁不如，恰恰相反，他的能力那是已经获得了红军最高领导层的认可的。
只是因为他是石达开的亲属，在石达开的数次“干涉下”，石达英才会被安排在军区参谋长的这个重要职位上，继续地进行一下磨练。
但可惜的是，在急于要把手伸向军队的洪仁玕那里，石达英所得到的信息，却是在他的升迁之路上，很不幸地有了林海丰这块巨大的绊脚石。
就像在与石达开的无数次交谈中，总是会埋怨现在的国家的政府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干什么都得要看看党，也就是郑南和林海丰这两个婆婆一样，再石达英这里，洪仁玕依旧是老生常谈，替石达开抱屈。
石达开是谁呀？
那是咱们的国家主席，宪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工农红军的最高统帅。
可现在的现实又是个啥样子？
政府方面的工作，要为郑南这个党的主席马首是瞻；工农红军的工作呢，则是林海丰的一言堂。
这种党不党，国不国的搞法，让石达开的这个主席根本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摆设。
洪仁玕还给石达英举了个实例。
他说，作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