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近人，却又淡淡的有着若有若无的贵气。回驳的话到了口边又咽了回去，祭起了走南闯北的小商人的圆滑，回道：“老先生抬举了，在下如何称得上员外？不过一个走南闯北的行脚商罢了。”又道：“这事我倒还真知道，我在金陵城有一个大客户，这客户最是附庸文雅，有次说顺了嘴，就显摆出来了，他说苏大家闻听这首词后，便连夜写信给在金陵致修的王相公，要王相公帮忙打听此词出于何人之手，当结交一番。”他提起“王相公”三个字时，都不禁向金陵方向抱拳示意，显然很是崇敬，又笑道：“嘿，要说君子之交，这苏大家与王相公当真是当世楷模，朝堂上政见不合，互相批驳，私下里交情却也很深呢，当年苏大家受蒙乌台诗案时，王相公就上书力保，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据说官家因此一言而决，留下了苏大家的性命，这才从轻发落，贬到黄州去做团练副使的。”
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已是五年前的旧事了，那时苏轼四十四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即给皇上写了一封，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那老者似是被触及了什么心事，叹息了一声，道：“自王相公变法以来，朝堂党争不断，世道已非平和世界，幸乎？不幸乎？唯百姓苦也！”
船客们一时间不知怎么搭话，静默了下来，许久那商客也受感染似的，叹息一声，道：“吏治不清纵有好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