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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亩，顾名思义就是废除人头税，把人头税应当承担的部分钱粮摊入到土地税当中去。改土归流，则是裁撤西南地区的土司酋长、改为任命流官；同时把蛮夷土人的人口不入户籍、田土不被清丈现状改变，逐步用等同于汉人的统治手法进行处置。
这两项措施，历史上一直要到鞑清雍正年间才得以彻底推行，而且比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更加彻底。推行之后，这项极大施放人口增长的新政，和苞谷（玉米）、土豆一起作用，把中国的人口从宋明两朝的一亿多，飙升到了清末的四亿。
钱惟昱当然不会觉得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让华夏土地养育四亿人口会是什么好事儿。只不过相对于如今占着华东华南五省之地、却只有1500万人口的现状来说，人口再番那么两三倍，都还是有利无害的，这种情况下，摊丁入亩这个增加人口、降低流民隐户的大杀器，自然是能用就要拿来用了。
那么，王安石、张居正没能走到这一步，一定是他们的能力有限么？其实不然，只是他们遇到的积重难返、社会阻力更大罢了。鞑清入关后，对汉人的士绅大地主势力有过一轮毁灭性的打击，这才降低了相当一部分阻力，汉人读书人有四书五经，也没法和鞑子的刀子弓箭辩论，只好乖乖就范。
这说明，有时候乱世其实是改革的良机，尤其是当你的国家还没有拥有华夏全土的时候，只有一隅之地，先改起来。一来船小好掉头、改革阻力小；二来不存在“政策水土不服”“适合江浙的政策未必适合内陆贫困地区”之类的问题；第三便是得了好处与民实惠之后，还可以“以邻为壑”，通过吴越新政对南唐、后周百姓的政策吸引力，拉来新鲜血液，帮助此前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大地主阶级找补回来一些损失——虽然摊丁入亩让大地主多交税了，但是，也为你们吸引到了更多愿意来租种你土地的外来流民佃户不是？
当然了，这些事情终究是得罪人的，改革家哪怕成功了，本人不得好死的例子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