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
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看到这，段宇钟忍不住吐槽：“尼玛，贵为皇帝，喝水吃饭、饮食起居都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也不能管好太监，让他们做好。
这岂不是连家都不能齐，何谈治国？他后世所谓治国及美名，也只是无限地纵容儒教知识分子所得的回报而已。”
关于宋仁宗的“仁”，除了历代文人赞颂外，还有一个故事。
据说宋仁宗去世后，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
辽国的皇帝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也就是说，耶律洪基也想生在宋朝，当一个宋仁宗的都虞侯的小官就满足了。
且不谈这个故事是不是文人编造的，即便是真的，被敌人如此真诚赞颂的皇帝，段宇钟也觉得其中必然有猫腻。
一族之英雄，必是另一族之恶魔。只有被敌人恐惧、敬畏的，才是对本国有巨大贡献的。
尤其政治家更是如此，甘地，马丁路德·金，还有曼德拉，之所以被西方人无限吹捧、拔高，无外乎是因为他们主张使用非暴力的手段来反抗西方的不公正。
这与明朝的那些“骗廷杖、邀直买名”的文官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他们内心早已屈服于西方文明和西方价值观了。
他们做出这些有限的反抗，不外乎是宋江那种杀人放火，引起朝廷注意，然后再招安的心里而已。
就连本朝的某个连外国也赞颂不已的影帝，事实上，真正做的实事又有多少呢？
就如同境外有些人写的诗词描绘的那样：“十年政绩两茫茫，细思量，不咋样！”